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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关电子编目的条款以外，《1996年电子信息自由法修正案》的各项规定在1997年不同的时间段陆续生效。

因此，申请者如果同时依据这两个法律提出信息公开申请，适用最低收费标准。申请者必须描述该信息公开如何会对与公众了解政府机关的运行产生促进。

例外7（C）明确公民个人对于法律执行文件享有隐私权。对于申请者最好的建议就是要耐心。同时，如果公众要求公开全套文件，政府部门不能仅提供部门文件。法院并不会仅仅因为机关没有遵守《信息自由法》而同情复议申请的。这样，国防部会知道用哪一些档案系统最可能有所申请的信息。

相反地，《隐私权法》例外仅仅适用于档案系统而不是单独的档案。1987版发行不久就成为政府印刷局最畅销的出版物。捏造水平也影响着诽谤言论的可信度。

第一种解读使这个问题成为伪问题，第二种则不会。注释:[1]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同时民主观念认为，广大公民对于影响到他们利益的公共决定都有发言和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权力。有时候回避制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自诉人或被害人是当地党政主要领导或政法部门负责人。

然而，这一权利的实际保障并不充分，仍然受到根深蒂固的权力至上观念和强大的权力结构的压制。又由于成立诽谤罪要求情节严重，所应考虑的就是什么样的虚伪言论会导致名誉受到严重侵害。

这也许是由于诽谤案件的一种特殊的双层事实证明过程造成的：不仅要证明被告人是否有散布涉讼言论的行为这一层事实，还要证明涉讼言论内容是否真实那一层事实。第三，公众关注和舆论压力对于案件的处理来说也是一种干预。不是所有接触诽谤言论的人都会相信言论的内容，即使相信，也不一定会百分之百地相信。证明损害后果的有无和大小，无论是对于定罪还是对于量刑，都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一，能够得到曝光的案件毕竟是少数的，公众所了解的因公民批评引起又被错误处理的案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但是这个公式并不准确。研究建立违反法定程序过问案件的备案登记报告制度。一般而言，具有某种损害名誉的危险发生的时候，就应当说成立本罪（准抽象危险犯）。

在选举日之后，在日常生活中，掌握决策权和管理权的是少数人所组成的国家机关。只要是诽谤政府或有关领导，诽谤行为就必然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当地检察部门就自然获得公诉的资格。

这是基本原则，所以有利于控诉人的推定必须严格控制。如果情节并不严重，可以作为民事侵权行为来处理。

此前，公安部发布的《关于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通知》规定：对于侮辱、诽谤案件，公安机关经过审查，认为具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报经上一级公安机关同意后立案侦查。第二种解读是宪法第41条仅仅规定了批评权利，没有规定界限。本文将循着上述思路展开探讨，首先讨论的是诽谤罪的合宪性问题。但是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在具体的证明过程中，对于控诉人所主张的若干事实，也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推定其成立。政府存在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促进公民福祉。普通公民经常处于国家权力的支配之下，是国家管理的对象，甚至就像卢梭夸张的说法一样，等于零。

不过，一般情况下，当诽谤言论被证明为虚伪时，捏造者的社会信誉度会降低，而诽谤对象的社会信誉度会升高。第一种解读认为，宪法第41条对批评权的规定有正反两个方面，正面是确认公民的批评权利，反面是为这一权利的行使规定界限：但是不得捏造或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这一引申尽管在逻辑上并不困难，却往往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宪法第41条还是直接、明确地规定了公民的批评权利。

（二）因侮辱、诽谤外交使节、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人员，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因此，不能将其看作为单纯的举动犯。

我国近年来，诽谤罪的运用有增多的现象，因公民批评引起的大多数诽谤案件，都是控告批评者犯有诽谤罪，以刑事公诉的手段来处理。如果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法院审查，认为属于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应当裁定终止审理裁定，或决定不予受理。批评权的滥用会侵害到名誉权，名誉权的滥用也会侵害到批评权。流行的观点认为，在刑事诽谤案件中，控诉人有责任来证明涉讼言论是由被告人散布的，控诉人一旦证明了这一点，剩下的证明责任则由被告人来承担，即由被告人来证明涉讼言论的真实性，如果证明不了，即可以推定涉讼言论是虚伪的。

所以，即使是捏造事实，但是如果指向法人或组织，不构成诽谤罪。参见董必武：《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6年9月19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载《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478 -479页。

甚至可以说，民事手段更有利于恢复原告的名誉，因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在民事诉讼中判决被告败诉要比在刑事诉讼中判决被告人有罪的可能性大一些，前者的证明标准低于后者。改革司法体制，加强程序制约，防止诽谤罪的滥用。

在宪法意图中，批评权蕴含着制约权力的价值预期，而在现实生活中它却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这种思维实际上是推定而不是证明。

自诉人（或公诉案件的被害人）有没有做过所指控的事情，他自己也是最清楚。张新宝：《名誉权的法律保护》，中国政法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但是一般的意见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必须执行的实体法规定，本身不涉及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的推理，其性质是规定，而不是推定。这涉及到对宪法第41条批评权规定的两种不同解读。

[19]在古典作家中，贝卡利亚也许是最著名的反对刑法司法解释的人物。（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 进入专题： 诽谤罪 名誉权 批评权 民主之约 。

诽谤性不等于损害后果，严重诽谤性也不等于严重的损害后果。所以按照现行刑法，诽谤罪旨在惩罚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包括国家工作人员）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就此而言，是不与批评权的宪法意图相冲突的，是不违反宪法的。

{3}(P145-146)也许还有人认为，诽谤犯罪是具体危险犯。实际上，刑事手段与民事手段对于恢复受害人的名誉没有什么差别。